在网络盛行的今天，网民们似乎就更加地牢骚满腹了，坐在电脑前，不用看到领导的脸色，话语自然也就激烈和酣畅淋漓了起来，况且，受人类本性的驱动，受了委屈人更有倾诉欲。于是，官员们发现，网上的牢骚真是太多了。但总理都跟网民面对面了，官员们自然不敢对网民太有意见，只能再次呼吁少发点牢骚多提建设性意见，更有甚者，还在此前弄出过诸如“网民自律公约”之类的“建设性文件”。

    你可以说网民冲动，那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没有出口，你可以说网民片面，但在更多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一个社会要进步，就是需要一帮苛刻与批判的人。的确有些人就是有点偏激，喜欢从批判角度看问题，有些人则心态相对平和。各种人和各种言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在各种时而反激进时而反保守的动态运动中，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达到动态的平衡。关键是，只有经过充分的搅拌与中和，这种平衡才是稳定和正常的。

    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人都是理性人，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有自己立场，除了一些真正胸怀天下的人会生于安乐而怀忧患之心，社会进步的动力就来自于处境不佳的人为自己的不公而发牢骚而不满。批评就是批评，只有发牢骚的批评才是从自己利益出发最诚恳的批评。

    有人对某些热衷批判现实者不屑一顾，认为他们如此的“牢骚满腹”是因为他们现实处境不佳，如果让他们去当大官了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还会这么批判吗？——但是，这时一个无须回答的伪问题。当然是有了不爽你才喊，有了快感不停喊那是因为高潮。

    人民如果都会“建设性“那要公仆干嘛，公仆就是负责解决人民的牢骚的，有建设性是公仆的义务。如果公仆牢骚很多反而要求人民有建设性，那让人民来当公仆吧。

（首发于路透中文网http://blogs.cn.reuters.com/blog/2009/03/04/%e4%ba%ba%e6%b0%91%e7%9a%84%e6%84%8f%e8%a7%81%e4%b8%80%e5%ae%9a%e8%a6%81%e6%9c%89%e2%80%9c%e5%bb%ba%e8%ae%be%e6%80%a7%e2%80%9d%e5%90%97%ef%bc%9f/#more-273）

看了实习医生格蕾才知道，原来人需要拥抱也是有生理原因的，拥抱可以给身体压力，让人血液流动减慢，心跳减速，从而舒缓心理压力。

“慢动作，缱绻胶卷，重播默片，定格一瞬间。”

梁静茹的《情歌》我是真的喜欢，不过我现在似乎只能偷偷听这种歌了，正大光明地听，然后还怀旧感怀一番，自己想起来都怕矫情，其实还是怕别人觉得矫情。

同屋每天在健身，那种觉得生活有所期待的感觉很好。还没过正月十五，按理说年还没过完，过年去庙里拜了拜，到本命年了，祝一切都好。

    按照李毅中的说法，“目前相关职责还没有完全到位，包括基本制度、详细职责、信息网络、行政许可、基金资金等。”诚然，机构改革大半年有余，关于“工业和信息化部”这个巨型部委的种种讨论并未停止。李毅中的话，道出了工信部的焦虑与期待，在中国的行政权力架构下，分工永远比合作容易。但政府机构改革的要义，在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率。大部委的背后，应是政府权力的归位而非扩张，这其中涉及到的整合监管与监管背后的利益，就需要像李毅中所说的“迎难而上”的勇气与魄力了。

    面对这种种的不到位，李毅中说要“有为才能有位”。李毅中期待“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考验中，通过努力取得良好的工作业绩，使我部‘三定’规定落实到位”。但如何“有为”，在哪些地方“有为”，就成为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

    就通信来说，TD显然是工信部“有为才能有位”思路下的首要一张牌，预计达到2800亿的3G投资如何有效投放，政府资源配置的低效问题如何解决，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依旧会存在，虽然我们都知道答案是什么，但在巨额的投资和复杂的利益关系面前，我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对这个答案视而不见。

    TD已经紧紧与“自主创新”捆绑在了一起。目前自主创新体制的种种弊端无需赘述。而对于TD，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其能否成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既然是市场决定，那么，解决问题的最终思路，依然还是在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而不是对政府的投资和“有形之手”期待无穷。若政府之力如此强大，我们也就不会如此这般为经济危机而焦虑。

    况且，很多产业面临的瓶颈性问题，显然不是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但不妨把经济危机作为解决这些“瓶颈问题”的一个契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财经》年会上曾指出，“现在在主要的经济体中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服务业是最落后的？因为我们长期对服务业实行管制，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媒体、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娱乐等等，都有严格的管制。严格管制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服务业长期落后。”

     很多人和许小年一样，期待政府可以将“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视为在当下经济形势下寻求转机的关键所在。他认为“政府需要的，政策上的对策就是要放松和解除对服务业的管制，要让资源自由地流动。”“从制造业中游离出来的资金和劳动力要找出路，到哪里去？去服务业。” 我们常说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互联网的一段时间涌现出来的活力，某种程度正得益“监管的滞后”，使得资本，人才与创造力得以竞相喷发，也创造了无数就业岗位。

   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给出明年通信业的发展预期是“2009年，业务总量争取增长15%左右，业务收入增长6%左右”，定出这样的量化指标并非难事，难的是那些无法用量化指标来衡量的目标。在每个国家，电信产业都具有其特殊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电信业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不需要厘清，我们既不讳言特殊性，更不应该讳言如何防止特殊成为特权甚至“特利”。违背常识的泡沫性繁荣，一定会破裂得惨烈，我们所要做的，其实只需回归市场的常识。

    跟朋友八卦《浙江判决首例同性卖淫案》，这次是文章提到的“传播性病罪”吸引了我的关注，说实话，这还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的法律里这个也是刑事罪。

    “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只是，什么是“严重性病”咧？

    那些只会欺负些底层人民的警察已经懒得去讨伐了。有朋友提醒说，刑法里是没有“卖淫罪”的，卖淫嫖娼只能是受到行政处罚，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只有组织，强迫卖淫等等才是刑事罪。中国法律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因为平常媒体上，警察们扫黄打非的时候总是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时不时还来个公开逮捕公开审判之类的示众，让人以为这些人在我们这个和谐社会里一定会被重判个十年八年的。

    扫盲了，呵呵，毕竟没有谁平日里仔细去研究卖淫嫖娼的法律问题。即使那些妓女嫖客们，也没人去研究，一个他们请不起律师，另外他们也知道，法律不在条文里，而在警察手上。

    刑法已经进步了，但很多人的观念依旧没有进步。单纯的卖淫嫖娼，更多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不能支持卖淫嫖娼，但需要对这些底层边缘人群，抱有宽容之心。所谓上流社会里的很多人做的事情，其实也比性交易光彩不到哪里去。

     为什么组织或者强迫卖淫有罪，因为他们是剥削压迫别人的人，呵呵。

  不过，这位曾经执教过俄亥俄州队的教练实际上来自加州首府萨克拉曼多。但对于他执教的中国队队员们来说，当巴斯蒂安把对国家的忠诚留在国内，来到中国带来了球队所需要的技法时，他来自美国哪个地区是无所谓的。

   在2005年他第一次执教中国国家队的时候，称被很多次问到对于美国队的忠诚度和我为谁工作的问题。巴斯蒂安总是强调:“不要把我看做一个外国教练，我是一个中国队的教练。我甚至学会了哼唱中国国歌来取得他们的信任。”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画面，一个250磅重的白人，与一队中国姑娘们一起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但巴斯蒂安的的“中国化”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在很多时候，他依然表现得像个十足的美国人。与裁判争吵，怒视竞争对手，这些显然都是含蓄的中国人的做法。巴斯蒂安记得有一次当他作为中国队教练面对日本队的时候，在比赛开始前，日本队员站在中国队前，开始满是不屑地数落中国队。

  “她们当时说的有些话完全就是挑衅。比如‘我们很有攻击性，我们控制力良好，我们是赢家。’我于是走了过去大声笑着对其中一个日本队员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们吓不到我。’中国队的领队当时觉得很尴尬，因为中国人一般不这样做，但他们在心里其实是很喜欢我的做法，因为我在为他们出头。”

  巴斯蒂安说，在很多时候，当对裁判的裁决有不同意见，或者是对手过于挑衅的时候，他都会挺身而出。“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队伍里的勇士。”

  作为北京奥运会的东道主，中国为了登上奖牌榜首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引进巴斯蒂安也是这种努力的产物。除了他，中国男子篮球队的教练由立陶宛人担任，塞尔维亚担任男子足球的教练，花样游泳的教练更是由日本人担任。

   “当我加入中国队时，有个美国垒球领队告诉我，我将来将永远没有机会再指教美国队。我被排挤了，人们将我视作叛徒。”巴斯蒂安说。

    而让巴斯蒂安感觉最难过的，还是他曾经执教多年的美国女队，他尤其记得有一位队员，“我带了她十年，我几乎就是她家庭的一部分，她也是我家庭的一部分。”这位队员对他说：“你要知道我在赛场上是恨我的敌人的。但你代表中国步入赛场时，这样的感觉对你同样适用。”

   巴斯蒂安透露，远离赛场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其实都很好，但一旦当她们与其他美国队员呆在一起的时候，一切就变得不同。“各去各的酒店，在机场去往不同的方向。”巴斯蒂安说，“这的确让我很伤心，我教了她们10年，15年甚至20年。突然间，因为我自中国帮助这里的垒球运动发展，她们就装作根本不认识我了。”

    美国垒球队负责人罗尼-伊罕不否认其对在他国指教的美国教练采取了不友好态度。他更进一步认为，这种行为就是叛国。

   “这虽然与战争不同，但当你在为了让你的国家运动员可以夺取金牌而努力组织队伍，训练球队的时候，有人却在国外帮别人干同样的事情，这显然就是背叛。 

    但被特别问到巴斯蒂安会否因为执教中国队而影响到其将来在美国国家队获得职位时，伊罕则摆出开放姿态称，“我没有说这会影响到他，”但他随即又强调说：“我也没有说过他这种行为会有助于他获得职位。”

    中国女子垒球队目前在世界排名第四，很有可能在奥运会上，中国对将与美国队正面交锋。“我期待着中国队能在金牌争夺战上与美国队相遇。”巴斯蒂安坦言。届时他将如何面对这种情况，也许“矛盾”这个词最能描述他的心情了。“这是种很有意思的感觉。我为我是个美国人而自豪，我爱美国，我爱美国垒球队，但是……”

  这个“但是”背后，是美国一家独大地积蓄了大量的教练人才，这已经妨碍了这项运动的发展。国际奥委会已经决定在下一届奥运会取消垒球和棒球比赛，因为这项比赛已经成了美国一家的舞台。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我现在说做的事情。”巴斯蒂安相信，如果有更多美国教练走出去传播这项运动，棒球和垒球也许还可以留在奥运会。在其它运动中，有很多国家队教练都会去不同的国家指教。

   “如果你是美国垒球队教练，你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获得金牌。”巴斯蒂安补充说，“如果你没有了对手，就没有了随之而来的荣誉与辉煌，……2012年就没有奖牌可以拿。事情的底线在于，我们需要走出去，去教世界各地的人怎么样玩这项运动，让这项运动国际化。否则最后我们就什么都没得玩了。”    

韩寒让我看到80后带来的希望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尹鸿

看见韩寒的一篇博客文章，基本认同，更重要的是看见了70后80后带来的希望。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成熟和理性，我们没有理由以为我们的一代就比他们的一代更有道德优越感。

一个在互联网上被“推崇”的英雄，能够如此清醒地看到“互联网”对非理性力量的聚集，是需要理性的冷静的。“因为国情的原因，我们不能对内暴怒，所以绝不放过一次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对外暴怒的机会……”，虽然极端，却揭示了中国“群体情绪”爆发的社会根源。

一个民主而自由的中国，一定是一个由理性和负责任的公民主导的中国，否则，一切都是枉谈。

中国的启蒙运动，100多年来，已经两起（五四、思想解放）数落了。当许多人反思什么启蒙的“片面”的时候，我倒是更愿意相信，中国的启蒙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民主，必然以理性为基础。网络今天已经越来越充满暴力和霸权，甚至连爱心都被用钱来攀比。网络上的党同伐异、殃及池鱼已经到了极端。

是的，我们要反对所有的不人道，也包括我们自己有意无意的不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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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博客选摘：

韩寒：不要动不动就举国暴怒

2008-06-04 14:04:33

今年是个是非很多的年份，我们的国民也随着暴怒了很多次。当然，因为国情的原因，我们不能对内暴怒，所以绝不放过一次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对外暴怒的机会。

当时我听到莎朗斯通的言论，也觉得没有人性，觉得她根本没有弄明白佛教里业报的意思，因为我翻开国内所有的媒体，我只能看见“我想这就是报应吧”，还有“这很有趣”。还有一张广泛流传的采访视频的截图“我想这就是报应吧”。

到后来我才在香港媒体的视频中看到了她的全文，其实根据她的原话，我们是不至于举国愤怒的。这就好比媒体问你，你对印尼的海啸有什么看法，你说“，印尼人民对我们不好，所以，一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这就是报应，但是后来，我看见海啸的惨状，我的朋友也对我说，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我一想，然后哭了，我就认为我开始的想法是有问题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教训。”

结果第二天，你发现除了原始的媒体以外，其他的媒体只采摘了你的两句话，就是我很高兴和我认为这就是报应，你作何感想。

所以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一种不人道主义。首先，的确是我们国内的很多媒体只报了他的两句话，刻意引起了一开始包括我在内的愤怒。其实，我们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关注，在于她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我们就是付出了这么大的关注，因为这是最近期间，夹杂在很多不好的消息中的唯一可以让人发泄情绪获得快感的。她究竟说了什么，这不重要了。但是，在地震中，我们那么重视生命，哪怕过了理论存活的时间也不放弃，能救一个就救一个，那么，对于这个至少还知道反思自己的外国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将她推向对立面去，而不是能救一个就救一个呢。

人道主义不应该只面向自己的同胞，当然，在同时受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帮助自己的同胞，但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对生命的，甚至是一条狗。说实话，当年日本和印尼受到重大灾害的时候，我也想到过“报应”一词，我相信，各位看客中想到这个词的人应该不少，包括国内的很多主流媒体面对美国飓风的时候，幸灾乐祸之情直接就溢于标题。但是很快我就觉得自己是错的，我不应该这么想。但除了印尼海啸的时候捐了一点钱以外，其他我什么都没有做。我觉得很惭愧。还好，这两个国家没有做什么“中国在日本或者印尼的企业捐款排行榜”，也没有追究不给他们捐款或者帮助的人道德责任。但我始终觉得自己的想法有问题。于是在四川地震的时候，我就直接去了灾区，尽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当然，如果我在家里，看客们可以认为我没有行动，如果我去了灾区，看客们可以认为我去添乱，可事实是，我们几人在四川的八天，没有添任何的乱，也帮上了一点小忙，也没有让媒体拍任何一张装模作样的照片。可是当我回来的时候，终于有空上网了，我发现天天有空上网的看客们似乎进行了不少莫名其妙的谩骂。说实话，这虽然不会改变我以后的想法，但这会让我很灰心。

在这场灾难中，表现最差的就是某些在网上叽叽喳喳指点江山的看客们。他们时而要封杀这个人，时而要操那个人的全家，时而向某明星进行道德勒索，时而向某企业要饭，关键是，他们还假装自己是善意的，觉得自己是在为灾区人民做事情。更关键的，他们自己还相信了。

在封杀莎朗斯通的事情中和之前的家乐福等事情中，我开始觉得，其实文革不是毛主席造成的，文革是人民心中的自然情结。现在比以前好的是，现在有法律约束了，现在要付出代价了，代价恰恰是这些伪道德人士最害怕的东西，哪怕是要付出一百块钱，就能吓退一大半人。

对于莎朗斯通，如果她说了前半部分，那只能证明她有毛病，的确该骂，但事实是，她的话还有后半部分，在国内的媒体上，我几乎没有看到过。当然，这也是大家所希望的，一方面，娱乐版都是明星义演的新闻，出来这么一条，大家就可以享受借着崇高的名义置人于死地的快感。有些人说，就冲着莎朗斯通是Dalai喇嘛的朋友，怎么说都应该封杀她。但是李连杰也是达赖喇嘛的朋友。达赖喇嘛有很多朋友，里面有些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最理想也是对国家最好的结果是，达赖喇嘛也成为我们的朋友，西藏安定。政府都一直是报以这样开放和谈判的态度。而我们的动辄举国国民暴怒，要封杀这个人，抵制这个企业，抗议那个国家的国际形象，难道就是我们认为的“强大”？

在这次灾难中，我们大部分人表现出了宽厚，善良，热心，但外国一个过气女星的一句被国内很多媒体掐头去尾的话，我们顿时变得面目狰狞，杀，奸杀，封杀。尤其在这个非常时期，事半功倍。翻一翻一些论坛里几年前关于别国海啸和地震的帖子，说这是报应的网友占据了绝大部分，到处都是“才死六千人，怎么不死六十万人”的言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中的很多人离开真正的人道主义还很远，很多面对国外灾难一样幸灾乐祸连称报应，但到现在还没有反思过的中国人，你们岂不是连莎朗斯通都不如，而你们现在正享受着骂她和封杀她的快感，但她至少还知道反思自己的想法，并觉得不对，你们呢？不要太严于对人，宽于对己了。经过这场灾难，希望我们能否进步，体会到灾难中人类的痛苦，从民族人道主义提升成无前缀人道主义。

另外，我所奇怪的是，怎么别人就不把我们当时的网友发言整理出来当成典型来举国对我们进行反对和抵制呢。哦，是人家的凝聚力不强，发不出这么整齐的声音。

一个国家也需要朋友，但我们的国民似乎只需要说我们好话的朋友。别到了真正需要朋友的时候，我们发现都被我们抵制完了，国际上剩下的朋友们都是比我们黑的。虽然莎朗斯通只代表个人，我们抵制她也不代表我们抵制美国，但是，因为她的全文，我觉得她是不应该被我们如此的责难的，我们对她的责难远远超过了地震中那些豆腐渣学校和医院工程的幕后人的责难，这再次说明了我们是忍辱负重的，我们可以承受自然灾难的痛苦，可以承受人为灾难的苦果，但我们不能承受外人说我们。我们是一个讲究家丑不可外扬的国家，自己扛着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美，当别人没有赞美的时候，那扛着的压抑就都要发泄到别人的头上。

其实，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当某天，某外国人，真正说了几句伤感情的话，侮辱我们的话，我们整个国家也不用上到外交部下到小卖部都要表示一下态度，然后国民更是鸡飞狗跳炸开了锅。我还是这个态度，人家跟你争的都是实际的利益，你只会跟人家争一口气。什么时候我们能不要那口虚无缥缈的气了，也不鸟人家怎么说你，我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