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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0 强迫十三亿人宽容刘翔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宽容刘翔退赛，一个国家从领导人到媒体到普通人都在急于展现宽容，但强迫十三亿人宽容刘翔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宽容。 ———————— 新浪推荐了陈季冰长文“说刘翔的背后有13亿双眼睛很荒谬”，这位一贯表现“理性”的上海时评家说：一个劲地说“不管成败，13亿颗心永远向着你”，看起来是一个进步，归根结底说明媒体还是没有跳出原来的狭隘思维模式。 ———————— August 02 爱国主义、美国教练、奥运会 爱国主义今年很流行，各大门户网站都被《环球时报》之流给劫持了，今天我不是来评说爱国主义的。最近支援奥运，翻译体育新闻被一堆人名地名术语弄到崩溃。今天遇到的这篇还比较有意思，讲的是执教中国女垒的美国教练，关于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其实“爱国主义”从来都是被各自解读各取所需的东西。
中国请美国的教练，美国也请了中国的教练，比如郎平。无论如何，就体育运动来说，巴斯蒂安最后的那句话是一个不错的理由：“我们需要走出去，去教世界各地的人怎么样玩这项运动，让这项运动国际化。否则最后我们就什么都没得玩了。”（We need to go out and teach the rest of the world how to play the game, or, internationally, we’re not gonna have a game to play at all.）
渴望翻译高手来骚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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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at coach’s Olympic game plan（谁给这个标题想个好翻译，编辑取的标题很通俗很网络“中国女垒美国教练被骂叛国 称只想推广这项运动”）原文：http://features.csmonitor.com/backstory/2008/08/01/qbastian/
一个典型的美国垒球教练就是像迈克尔-巴斯蒂安这样：身材高大而强壮，有着大力水手般的手臂，一个可爱的大肚子，有着美国中西部的真诚与热情。
不过，这位曾经执教过俄亥俄州队的教练实际上来自加州首府萨克拉曼多。但对于他执教的中国队队员们来说，当巴斯蒂安把对国家的忠诚留在国内，来到中国带来了球队所需要的技法时，他来自美国哪个地区是无所谓的。 在2005年他第一次执教中国国家队的时候，称被很多次问到对于美国队的忠诚度和我为谁工作的问题。巴斯蒂安总是强调:“不要把我看做一个外国教练，我是一个中国队的教练。我甚至学会了哼唱中国国歌来取得他们的信任。”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画面，一个250磅重的白人，与一队中国姑娘们一起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但巴斯蒂安的的“中国化”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在很多时候，他依然表现得像个十足的美国人。与裁判争吵，怒视竞争对手，这些显然都是含蓄的中国人的做法。巴斯蒂安记得有一次当他作为中国队教练面对日本队的时候，在比赛开始前，日本队员站在中国队前，开始满是不屑地数落中国队。 “她们当时说的有些话完全就是挑衅。比如‘我们很有攻击性，我们控制力良好，我们是赢家。’我于是走了过去大声笑着对其中一个日本队员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们吓不到我。’中国队的领队当时觉得很尴尬，因为中国人一般不这样做，但他们在心里其实是很喜欢我的做法，因为我在为他们出头。” 巴斯蒂安说，在很多时候，当对裁判的裁决有不同意见，或者是对手过于挑衅的时候，他都会挺身而出。“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队伍里的勇士。” 作为北京奥运会的东道主，中国为了登上奖牌榜首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引进巴斯蒂安也是这种努力的产物。除了他，中国男子篮球队的教练由立陶宛人担任，塞尔维亚担任男子足球的教练，花样游泳的教练更是由日本人担任。 “当我加入中国队时，有个美国垒球领队告诉我，我将来将永远没有机会再指教美国队。我被排挤了，人们将我视作叛徒。”巴斯蒂安说。 而让巴斯蒂安感觉最难过的，还是他曾经执教多年的美国女队，他尤其记得有一位队员，“我带了她十年，我几乎就是她家庭的一部分，她也是我家庭的一部分。”这位队员对他说：“你要知道我在赛场上是恨我的敌人的。但你代表中国步入赛场时，这样的感觉对你同样适用。” 巴斯蒂安透露，远离赛场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其实都很好，但一旦当她们与其他美国队员呆在一起的时候，一切就变得不同。“各去各的酒店，在机场去往不同的方向。”巴斯蒂安说，“这的确让我很伤心，我教了她们10年，15年甚至20年。突然间，因为我自中国帮助这里的垒球运动发展，她们就装作根本不认识我了。” 美国垒球队负责人罗尼-伊罕不否认其对在他国指教的美国教练采取了不友好态度。他更进一步认为，这种行为就是叛国。 “这虽然与战争不同，但当你在为了让你的国家运动员可以夺取金牌而努力组织队伍，训练球队的时候，有人却在国外帮别人干同样的事情，这显然就是背叛。 但被特别问到巴斯蒂安会否因为执教中国队而影响到其将来在美国国家队获得职位时，伊罕则摆出开放姿态称，“我没有说这会影响到他，”但他随即又强调说：“我也没有说过他这种行为会有助于他获得职位。” 中国女子垒球队目前在世界排名第四，很有可能在奥运会上，中国对将与美国队正面交锋。“我期待着中国队能在金牌争夺战上与美国队相遇。”巴斯蒂安坦言。届时他将如何面对这种情况，也许“矛盾”这个词最能描述他的心情了。“这是种很有意思的感觉。我为我是个美国人而自豪，我爱美国，我爱美国垒球队，但是……” 这个“但是”背后，是美国一家独大地积蓄了大量的教练人才，这已经妨碍了这项运动的发展。国际奥委会已经决定在下一届奥运会取消垒球和棒球比赛，因为这项比赛已经成了美国一家的舞台。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我现在说做的事情。”巴斯蒂安相信，如果有更多美国教练走出去传播这项运动，棒球和垒球也许还可以留在奥运会。在其它运动中，有很多国家队教练都会去不同的国家指教。 “如果你是美国垒球队教练，你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获得金牌。”巴斯蒂安补充说，“如果你没有了对手，就没有了随之而来的荣誉与辉煌，……2012年就没有奖牌可以拿。事情的底线在于，我们需要走出去，去教世界各地的人怎么样玩这项运动，让这项运动国际化。否则最后我们就什么都没得玩了。” June 17 北京地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北京地铁最近的新闻似乎很多，当然，最引人瞩目的，或者说最让北京人瞩目的，还是那个地铁自动售检票系统的启用——北京地铁里开始在告诉北京的人们如何自己买票，自己检票进站，如何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在关于这些事情新闻后面所跟的评论，以来自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讽刺声居多，人家都用了好多年了，北京地铁现在才启用自动售检票系统，还要为此上《新闻联播》（这是据“网友说”，现在很流行“网友意见”）。
面对冷嘲热讽，也有北京人回击，那是因为北京地铁建的早。北京的地铁历史悠久显然是个最好的理由。北京的地铁的确历史悠久，改造难度大，所以只有奥运会这样的巨大政治任务才能推动这个老旧的地铁系统的改造。我是不是可以顺便推测，奥运会这个最大的政治对市政官员们的督促作用显然大过“普通群众”的需要。
还有一个北京网友绝妙的回击说：“皇上用东西前都要太监试用下。”很妙很强大，很有自慰效果。悠久的历史与浓厚的皇权根基，的确是让这种城市相对与南方缺乏新锐的原因，虽然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也是北京有时候的魅力所在。
北京的地铁是中国最没有商业气息的地铁线路之一，广告位很多是空的， 手机信号进不去那两条老线路，地铁商铺更是基本见不到，北京地铁似乎也是服务意识最弱的地铁线路之一，车站广播永远只会大声叫喊着要你排队，要你注意素质，不会热心的告诉你有哪些出口，通往哪里。
在遥遥相望的南京，报站名的声音之前都被加上广告语。让南京地铁自豪的是他能够不依赖政府补贴而盈利，让北京地铁自豪的，则是依靠巨大财政补贴所获得的全程两元的低票价。这两元的最低票价显然让人我这样的普通人欲罢不能，虽然你知道那些补贴地铁机构的钱同样来自纳税人，而且很可能因此就供养着一个低效率的公共交通系统。
的确，我对这眼前的好处很恋恋不舍，我自己也会怀疑一下，改造一下这旧系统将是否真有的比这两元低票价更多的好处。而且，对于我这种喜欢鸡蛋里挑骨头的人来说，有人会以改造向另一个极端后的种种负面例子来教育你。 June 07 支持韩寒 我以前其实是很不喜欢那个一脸清高和对事情不屑一顾的韩寒的，但他最近博客上的几篇文章让我开始佩服他，我不喜欢莎朗，但我这次我支持韩寒，他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是，他有理性的思考，他有精妙的文字，这是那些满口脏话暴跳如雷的所谓“爱国”人士所难以企及的，如果你们不服，请说出你们观点，那怕是有那么一点点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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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让我看到80后带来的希望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尹鸿 看见韩寒的一篇博客文章，基本认同，更重要的是看见了70后80后带来的希望。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成熟和理性，我们没有理由以为我们的一代就比他们的一代更有道德优越感。 一个在互联网上被“推崇”的英雄，能够如此清醒地看到“互联网”对非理性力量的聚集，是需要理性的冷静的。“因为国情的原因，我们不能对内暴怒，所以绝不放过一次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对外暴怒的机会……”，虽然极端，却揭示了中国“群体情绪”爆发的社会根源。 一个民主而自由的中国，一定是一个由理性和负责任的公民主导的中国，否则，一切都是枉谈。 中国的启蒙运动，100多年来，已经两起（五四、思想解放）数落了。当许多人反思什么启蒙的“片面”的时候，我倒是更愿意相信，中国的启蒙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民主，必然以理性为基础。网络今天已经越来越充满暴力和霸权，甚至连爱心都被用钱来攀比。网络上的党同伐异、殃及池鱼已经到了极端。 是的，我们要反对所有的不人道，也包括我们自己有意无意的不人道。 ———————————————————————— 韩寒博客选摘： 韩寒：不要动不动就举国暴怒 2008-06-04 14:04:33 今年是个是非很多的年份，我们的国民也随着暴怒了很多次。当然，因为国情的原因，我们不能对内暴怒，所以绝不放过一次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对外暴怒的机会。 当时我听到莎朗斯通的言论，也觉得没有人性，觉得她根本没有弄明白佛教里业报的意思，因为我翻开国内所有的媒体，我只能看见“我想这就是报应吧”，还有“这很有趣”。还有一张广泛流传的采访视频的截图“我想这就是报应吧”。 到后来我才在香港媒体的视频中看到了她的全文，其实根据她的原话，我们是不至于举国愤怒的。这就好比媒体问你，你对印尼的海啸有什么看法，你说“，印尼人民对我们不好，所以，一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这就是报应，但是后来，我看见海啸的惨状，我的朋友也对我说，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我一想，然后哭了，我就认为我开始的想法是有问题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教训。” 结果第二天，你发现除了原始的媒体以外，其他的媒体只采摘了你的两句话，就是我很高兴和我认为这就是报应，你作何感想。 所以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一种不人道主义。首先，的确是我们国内的很多媒体只报了他的两句话，刻意引起了一开始包括我在内的愤怒。其实，我们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关注，在于她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我们就是付出了这么大的关注，因为这是最近期间，夹杂在很多不好的消息中的唯一可以让人发泄情绪获得快感的。她究竟说了什么，这不重要了。但是，在地震中，我们那么重视生命，哪怕过了理论存活的时间也不放弃，能救一个就救一个，那么，对于这个至少还知道反思自己的外国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将她推向对立面去，而不是能救一个就救一个呢。 人道主义不应该只面向自己的同胞，当然，在同时受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帮助自己的同胞，但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对生命的，甚至是一条狗。说实话，当年日本和印尼受到重大灾害的时候，我也想到过“报应”一词，我相信，各位看客中想到这个词的人应该不少，包括国内的很多主流媒体面对美国飓风的时候，幸灾乐祸之情直接就溢于标题。但是很快我就觉得自己是错的，我不应该这么想。但除了印尼海啸的时候捐了一点钱以外，其他我什么都没有做。我觉得很惭愧。还好，这两个国家没有做什么“中国在日本或者印尼的企业捐款排行榜”，也没有追究不给他们捐款或者帮助的人道德责任。但我始终觉得自己的想法有问题。于是在四川地震的时候，我就直接去了灾区，尽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当然，如果我在家里，看客们可以认为我没有行动，如果我去了灾区，看客们可以认为我去添乱，可事实是，我们几人在四川的八天，没有添任何的乱，也帮上了一点小忙，也没有让媒体拍任何一张装模作样的照片。可是当我回来的时候，终于有空上网了，我发现天天有空上网的看客们似乎进行了不少莫名其妙的谩骂。说实话，这虽然不会改变我以后的想法，但这会让我很灰心。 在这场灾难中，表现最差的就是某些在网上叽叽喳喳指点江山的看客们。他们时而要封杀这个人，时而要操那个人的全家，时而向某明星进行道德勒索，时而向某企业要饭，关键是，他们还假装自己是善意的，觉得自己是在为灾区人民做事情。更关键的，他们自己还相信了。 在封杀莎朗斯通的事情中和之前的家乐福等事情中，我开始觉得，其实文革不是毛主席造成的，文革是人民心中的自然情结。现在比以前好的是，现在有法律约束了，现在要付出代价了，代价恰恰是这些伪道德人士最害怕的东西，哪怕是要付出一百块钱，就能吓退一大半人。 对于莎朗斯通，如果她说了前半部分，那只能证明她有毛病，的确该骂，但事实是，她的话还有后半部分，在国内的媒体上，我几乎没有看到过。当然，这也是大家所希望的，一方面，娱乐版都是明星义演的新闻，出来这么一条，大家就可以享受借着崇高的名义置人于死地的快感。有些人说，就冲着莎朗斯通是Dalai喇嘛的朋友，怎么说都应该封杀她。但是李连杰也是达赖喇嘛的朋友。达赖喇嘛有很多朋友，里面有些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最理想也是对国家最好的结果是，达赖喇嘛也成为我们的朋友，西藏安定。政府都一直是报以这样开放和谈判的态度。而我们的动辄举国国民暴怒，要封杀这个人，抵制这个企业，抗议那个国家的国际形象，难道就是我们认为的“强大”？ 在这次灾难中，我们大部分人表现出了宽厚，善良，热心，但外国一个过气女星的一句被国内很多媒体掐头去尾的话，我们顿时变得面目狰狞，杀，奸杀，封杀。尤其在这个非常时期，事半功倍。翻一翻一些论坛里几年前关于别国海啸和地震的帖子，说这是报应的网友占据了绝大部分，到处都是“才死六千人，怎么不死六十万人”的言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中的很多人离开真正的人道主义还很远，很多面对国外灾难一样幸灾乐祸连称报应，但到现在还没有反思过的中国人，你们岂不是连莎朗斯通都不如，而你们现在正享受着骂她和封杀她的快感，但她至少还知道反思自己的想法，并觉得不对，你们呢？不要太严于对人，宽于对己了。经过这场灾难，希望我们能否进步，体会到灾难中人类的痛苦，从民族人道主义提升成无前缀人道主义。 另外，我所奇怪的是，怎么别人就不把我们当时的网友发言整理出来当成典型来举国对我们进行反对和抵制呢。哦，是人家的凝聚力不强，发不出这么整齐的声音。 一个国家也需要朋友，但我们的国民似乎只需要说我们好话的朋友。别到了真正需要朋友的时候，我们发现都被我们抵制完了，国际上剩下的朋友们都是比我们黑的。虽然莎朗斯通只代表个人，我们抵制她也不代表我们抵制美国，但是，因为她的全文，我觉得她是不应该被我们如此的责难的，我们对她的责难远远超过了地震中那些豆腐渣学校和医院工程的幕后人的责难，这再次说明了我们是忍辱负重的，我们可以承受自然灾难的痛苦，可以承受人为灾难的苦果，但我们不能承受外人说我们。我们是一个讲究家丑不可外扬的国家，自己扛着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美，当别人没有赞美的时候，那扛着的压抑就都要发泄到别人的头上。 其实，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当某天，某外国人，真正说了几句伤感情的话，侮辱我们的话，我们整个国家也不用上到外交部下到小卖部都要表示一下态度，然后国民更是鸡飞狗跳炸开了锅。我还是这个态度，人家跟你争的都是实际的利益，你只会跟人家争一口气。什么时候我们能不要那口虚无缥缈的气了，也不鸟人家怎么说你，我们就可以了。 June 03 武汉：生活挤压出的小市民（看了这篇文章后，开始想念武汉。“人们过于强调一个城市人的性格，而忽略了生活对他们的挤压”，这是这篇文章比新周刊著名的关于武汉的评论高明的地方。） 文/陆南
我不自觉地仍然往汉口的老城区去，吴刚说，这里只代表中年人的武汉，他建议我去武昌，看看那里的中国光谷、鲁巷广场，坐在新开的星巴克里打量过往的人群，或许他们代表了武汉的新一代，但我仍然愿意讨论小市民的话题，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长期的误解，人们过于强调一个城市人的性格，而忽略了生活对他们的挤压。
武汉并不是一座能让人迅速适应的城市。这里有着全中国最疯狂的公共汽车。第一次到武汉，乘坐公共汽车从武昌火车站到东湖。车票是少见的1.2元，且自动投币，让人在寻找零钱中战战兢兢地上了车。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幕：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吃着热干面，还能把速度飙到全车乘客紧紧抓住扶手。到了东湖，车子没有停下来，而是慢慢地滑行，後门一开，未等我下车，司机就再次启动车子，在我的呼喊下，一阵骂声後，让我下了车。
在武汉的朋友後来专门向我解释，这里的公共汽车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1.2元的非空调车，一种是两元的空调车，武汉人一般看车型决定付款方式，上1.2元的，由于刷卡是同样的价格，就使用现金，鉴于找零麻烦，投一元钱也没有人管；上2元的空调车，则刷卡优惠，可以省两毛。
这种精于算计，确实少见。因此，武汉人被全国人民无情地斥为“小市民”。许多人到过一次武汉後，就自信地下了断语：“武汉是全国最大的县城，和天津可以并列”。
赵克来自福建，已经在这个县城连读书带生活，呆了8年，住在武昌的水果湖，在一家IT公司写程序，每个月2000多的工资，像武汉人一样过早（吃早饭），坐武汉的麻木（武汉早在2003年禁止麻木，现在只是作为地下状态存在），武汉的杂乱无章对他来说，是可以触摸的。
看到我时，他下意识地说，“没办法，武汉就是这麽小市民。”似乎一说到武汉，一定要露出鄙夷的神情，连很多热情的本地人，都会因为这种被强加的长期意识，不自觉地对这个标签表达一番，但事实上他们令人惊奇地热爱这个城市，“因为到处都是小吃，到处都是生活。”
赵克显出了他对武汉的熟悉，他半生不熟地引用作家池莉的描述，认为池莉对花楼街的描述也是对武汉的描述。“武汉人谁都知道汉口有条花楼街。从前它曾粉香脂浓，莺歌燕舞，是汉口繁华的标志。如今朱栏已旧，红颜已老，那瓦房之间深深的小巷里到处生长着青苔。无论春夏秋冬，晴天雨天，花楼街始终弥漫着一种破落气氛，流露出一种不知羞耻的风骚劲儿”。
吴启迪从小就在花楼街附近的民生路长大。1998年，他17岁，马上就要高考了。他的父亲是武钢的工人，母亲则在一家国营运输企业工作。“父亲5月下岗的，母亲是在6月，那时候我去母亲的单位找她，看见到处都挂着横幅：‘给全体职工一个说法’等等。”
“感觉生活一下子不行了。後来父亲出去给人做小工，母亲摆了一段时间地摊。”这条街上，吴启迪的玩伴大都也是国营单位的孩子，1998年後，每家基本上都有失业的人，父亲每天回家都会讲一些令人难过的事情，“谁谁在汉口站附近用麻木拉客被罚款了，谁谁摆地摊东西被城管扔了一地”，之後就是长时间的沉默，一个人喝酒。
1998年的武汉，刚刚经历了7年的黄金时期，经济年均增长16%，号称中国的芝加哥。那一年，一场抗洪救灾过後，全国性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启动，这座老工业基地迅速陷入了“中部坍塌”的迷茫。大批职工下岗，省市属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倒闭的不计其数。
吴启迪後来上了武汉大学，他是家里的希望，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可怜的200元，每次回家，他都不适应家里的昏暗，父母舍不得开灯，将家庭的整个活动都移到门前的街道上，在街上洗菜、切菜、洗衣服、晾衣服。
“生活都顾不过来，还有什麽文明可讲。”对于这些为生活奔波的人，居高临下的“小市民”评价只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你没有见过工人的劳动吧。有一次我去武钢焦化厂办事，去车间看了，工人们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在二氧化硫的笼罩下干活，那时候武汉已经需要穿短袖了，我突然想，我的妈啊，原来这就是工人。”赵克在一旁说道。
武汉曾经是一个自豪的城市，老工业基地的工人们，散居在城市每个不起眼的房子里，他们早起上班，然後下班，打麻将，下岗前他们的生活是清贫，下岗後他们的生活则只能用艰难来形容。对于他们来说，文明、卫生，很多时候显得奢侈不堪。
在奥运火炬来临前，汉口江汉路附近的街道上，居委会大妈提着录音机和扩音器，广播里不停提醒市民，要求大家讲文明树新风，为武汉市迎接奥运火炬做贡献。但是已经被拆掉一半的花楼街依然故我，人们把大大小小的东西晒在整条路上。在一处废墟边上，一位大爷瞪着我说，我们家就9平米，东西不让晒在外面晒哪。
对于这个城市挣扎的底层人民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过过体面的生活，却被要求遵守体面的规则；他们从社会获得的回报很少，却被要求对社会尽他们的义务。在中国，基本上每个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都是小市民的。武汉之所以出名，在于他本来就是一个明星城市，有着光荣的传统，是中部的中心。
武汉人脾气火爆，在黄陂街的路口，一个穿着拖鞋的男子一边走一边在手机里大声漫骂：“个婊子养的。”吴启迪说，他从小在武汉街头粗俗的争吵中长大，他的理解是，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集体劳动中的艰辛，需要在生活中获得释放。他的母亲至今坐公共汽车都只坐非空调车，而且每次都是投一元钱，“省两毛钱对她来说很重要。”
令我吃惊的是，武汉的下岗工人们仍然对这个城市充满了热爱，保持着工人阶级的自豪感。我和A完全不相识，甚至当我坐在他的车上时，都一直没有与其对话。他只是载我到目的地，我只是一名乘客。可是当汽车拐弯马上要上长江二桥的时候，他突然指着一片废墟对我说：“这里是武汉手表厂，现在没了。”A回忆起他的厂子，露出了微笑，“当年我们从瑞士引进的生产线，在全国那是数得上的。”他是武汉众多下岗职工中的一个。他先是骑麻木，後来开出租，“状况比以前好了一些。我老婆也下岗了，现在在超市收银，生活还可以吧。”
和A一样，B看起来同样是个好人。他在我们讨论北京时，突然问我，你去过毛主席纪念堂吗？当获得“没有”的答案後，他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对毛主席没有感情。”语气里带着一种失望。他自言自语地回顾工人阶级的光荣年代，“文革的时候，工人阶级是可以统治学校的，那时候的人心态好。现在武昌大学里面的老师，比我们有钱。”
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人，看我有点不以为然，沉默了，一会，他指着远处黑暗中的黄鹤楼，说：“今天不是周末，所以黄鹤楼不亮灯，要节约能源。”
在武汉的夜色里，一个又一个武字头企业的门面，夹杂在市区繁华的建筑里。武汉人热心地为我解说这些曾无比辉煌的企业。制造潜艇的武汉造船厂、武汉锅炉厂、武汉重型机械厂、汉阳钢厂…… 武汉中国光谷
我不自觉地仍然往汉口的老城区去，吴刚说，这里只代表中年人的武汉，他建议我去武昌，看看那里的中国光谷、鲁巷广场，坐在新开的星巴克里打量过往的人群，或许他们代表了武汉的新一代，但我仍然愿意讨论小市民的话题，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长期的误解，人们过于强调一个城市人的性格，而忽略了生活对他们的挤压。
年轻一代人坐上了出租车，他们流连于汉口的酒吧，用李进的话来说：“就是比以前时尚了一些。”甚至连A这样的老武汉人都对我说：“武汉还不错吧？小市民是外地人对武汉的误解，武汉素质不高的人都是湖北其他地方的人。”
这个城市迎来了众多省内其他地市的寻梦者，他们在艰难中奋斗的身影，一如当年的产业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社保，没有房子，但至少还有梦。虽然，他们已经成了新一代的“小市民”。（完） May 23 所谓自主创新在一个市场和计划并存的畸形体制下，你既无法让那些“自主创新”者们有着当年计划经济年代的一心为国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也无法让他们迸发出只有在市场经济公平有效的创新体制里才有的活力与效率 May 08 饶谨：那个说话会带几句英文的反CNN网站创建者 央视新闻会客厅昨晚请到了“反CNN”网站的创始人饶谨，23岁的他是一个讲话斯文，对足球不感兴趣，喜欢闲庭信步和请人吃饭的人。可能我不同意他所有观点，但这不妨碍我我喜欢他独立思考的态度。
从一开始，饶谨就笑称“有点事”差点就不想来做节目了，说“正人先正己”，说自己出名后的“心情微妙”……多处欲言又止的表达，让主持人李小萌都在最后“嫌”他过于成熟，以至于到最后不得不直白地要求他能不能展现下激动的一面。 以最好的目的揣测，央视的这档节目是希望从新闻的角度，真实还原这个“反CNN”的爱国者。或者，央视本身也心情复杂。从主持人李小萌引导的方向来看，“自发”与“理性爱国”隐约是节目的基调。 我注意到其中的一个细节是，和许多这个时代的年青人一样， 饶谨在讲话时也偶尔夹杂几句英文，当然只是顺口而已，不是那种造作的夹带。他说自己在朋友中很Popular,说他有自己的Idea。这样的说话随口夹英文的作风，估计会让广电总局看着很不爽吧。 “正人先正己”这句话，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说给央视们听的。 —————————————————— 一些对话实录：
饶谨：也是后来看到的。主要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首先我虽然对时事感兴趣，但是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政治的东西太高深复杂了，也不是我们一般小老百姓所玩得动的。 李小萌：我不是想问你是不是想玩政治，而是说在那样一个高级别的记者招待会上，境外媒体的记者向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提到了你的网站，这件事情你觉得它会意味着什么？ 饶谨：首先我觉得有点小小的激动，因为我觉得好像引起了一些人的，触发了一些人的神经，觉得挺有意思。 李小萌：窃喜。 饶谨：很微妙。 李小萌：很微妙，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后你说网站。 饶谨：不知是喜是忧，太多人关注也不好。 李小萌：你担心什么？ 饶谨：影响力太大了，就走上了一不归路了。 李小萌：那现在是走上这条路了吗？ 饶谨：差不多吧，应该是不能放弃了，不能投降了。 李小萌：向什么投降？ 饶谨：就是我觉得如果太累了，或者说觉得压力太大了，放弃了，我觉得这个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就是已经做到这么一种影响力了，我觉得还是尽量让它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投降也需要勇气。 …… 饶谨：我觉得其实理性是一个很虚的词。 李小萌：理性是个很虚的词吗？ 饶谨：其实不是说你喊着理性你就是理性的，不是说你成天叫着我要理智，我要冷静，那你就是冷静的。其实往往喊得，其实我觉得你不能把这些喊着抵制家乐福的人你就说他不理性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至少给西方的社会发出一种信号，一种态度，一种警告，是吧。 李小萌：我觉得你在表达观点的时候特别注意平衡，是吗？ 饶谨：对。 李小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好像有点超乎了你的年龄。 饶谨：我平时就是这样的思维方式。 李小萌：不是因为这件事儿成长起来的？ 饶谨：应该不是。 …… 观众：刚才他说他不想出名，有好多人想出名，愿意付出这个时间，他可能有时候不愿意付出这个时间，或者有很多尖锐的问题，他不想去回答，也会影响他的心情，我就举一个小例子吧，他肯定这些不利因素他最了解，因为痛在他身上。 饶谨：谢谢。 李小萌：我听到这位同学讲话，我觉得我看到了一点属于年轻人的激情，我看着你的时候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唉，你比较激动和有激情的时候是什么样？ 饶谨：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很有激情，比如看什么事，比较激动和有激情的时候。 李小萌：你能再现一下你激动时候的样子吗？ 饶谨：我觉得比如说做网站的时候其实也挺激动的，很快就发出去了。 李小萌：我想知道你激动起来你的音调，你的肢体语言是什么样，能不能看一下？ 饶谨：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了。 李小萌：过了那个时代了，你哪个时代的？ 饶谨：可能中学的时候会相对来说激进一些。 李小萌：如果说中国足球队拿了奥运金牌你会怎么样？ 饶谨：我对足球不感兴趣。 李小萌：咱们怎么能把他的激情调动出来？ 观众：吃饭。 李小萌：是吗？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有是吗？ 饶谨：其实不会的，蛮多的。 …… May 05 海阔天空 都要幸福April 21 多点突然爆发有网络的时代，传言的发酵速度明显快过以往。在一场事关政治正确与否的论争中，激进的言辞，往往成为有力的保护伞。而理性的呼吁，则难寻可以下脚的空间。这一点，无论在CNN评论员轻佻的嘴中，还是中国网民愤怒的骂声里，都可找到踪迹。 这是在21世纪的古老对决，背后既有历史记忆的沉重包袱，也有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误解，更暗藏现实社会中商业、政治等多个方面的复杂利益纠葛和涌动。而今，有关家乐福股东资助藏独的传言来源已很难查证。谁是呼吁抵制的始作俑者，已不再重要，但抵制的声浪看来正成为中国在这个春夏之交的特有记忆。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8769&pos=MID_HLB&pa1=0&pa2=0&loc=HOMEPAGE ———————————— 数天前，当长平让大家理智的时候，一股把南方报业定性为“汉奸”的言论突然迸发出来，我之所以用“突然”，是因为，其言论是多点“同时爆发”，现在，一股呼吁大家要理性，说抵制家乐福是阴谋的言论又开始多点同时爆发，这时，官方媒体也同样开始呼吁大家要理智。 在这一波又一波的舆论风暴中，背后究竟还有多少势力，各自又有着怎么样的目的，我们不知道，但如果某种类似的舆论在“多点同时爆发”，而且传播的内容是相同的，这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民意有足够的一致致使在多点同时爆发了相似的舆论，这种情况下，多点的舆论只会“相似”，不会雷同；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有某种势力在背后故意推动某种舆论，这时候，舆论也会形成多点爆发的现象，但往往爆发的“内容都很雷同”。 在平时，我们看到QQ群里一些很无厘头的谣言却广泛传播，顶多嗤之以鼻。家乐福事件中，各类“爱国”“不爱国”人士的表现，各种官方的宣传指示，再次让人看到了这些看似“无厘头”的谣言，背后可能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当然，也再次让人看到了愤怒的人民的力量。 March 14 中国的政治变得有意思了“中国的政治变得有意思了”，这时某官方网站前些天的一个评论。闾丘露薇说，这些天事情很多，感想也很多，都想告诉大家。我看了她的两会点滴，觉得既有意思还是感想很多，但犹豫了许久，我这种没在一线的采访人还是少发点感想，把她的原文转过来好了。 我还是忍不住补两句： 发布会满场滴水不漏，发言人发言无懈可击对记者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要想搏版面，是不是该有意“无意”准备点料再来上发布会呢？而不是只是为了跟记者Say hello一下。 似乎人民大会堂前的追访改革了，的确与国际接轨，设置专门采访区。我看到新京报头版照片，第一个感觉，哈，像奥斯卡走红地毯（无讽刺之意）。 —————————— 两会点滴
-- 首先要更正一点，对于台湾记者提问李肇星是否看过“色戒”，现在才明白，我的这些台湾同行的聪明以及新闻敏感性。因为从“色戒”可以引申到“汉奸论”，然后可以引申到汤唯是否被封杀的问题。高。李肇星没有回应，如果不是没有看过，那就是真的反应敏捷，不踩入陷阱。不过台湾记者问广电的官员，对方一句“对事不对人”被当成默认封杀。台湾记者的关注，还是因为这部影片的导演，是李安，其实，很有新闻价值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应该关注才对。
-- 大会堂北门有重大改革措施，这是记者追堵部长级官员的地方。在拉起了红绳子之后，给大家放麦克风的架子据说已经做好了，头尾各一个，相当的和国际接轨，不过记者的人手需求增加，至少需要两队，一个站在头，一个站在尾。 昨天是宣布大部制方案的日子，不管是现部长还是前部长，都成为堵截对象。只是对于记者的提问，他们也哭笑不得。比如香港记者问北京市副市长大部制对他的影响，对方强调好几次，自己只是北京市副市长，但是记者还是不停的追问。李毅中被围堵，被问药监局并入卫生部的感受，他很无奈，向大家澄清，他是安监总局局长。
-- 大会堂二楼采访区这次也采取新的措施，电视记者不能够在会议进行期间，那主席台当背景做串场，就是记者出镜那种。为了维持秩序，记者也不能够在走廊过道停留。只是，总是有例外，某官方电视台在过道上大模大样架起了脚架，一个同行看不过眼，向警卫投诉，对方打圆场说，没有没有，他们马上就走，同行继续投诉，他们当了过道，走不过去，警卫说，那你跨过去吧。同行说，不行，我的脚有病，就是不能跨，就是要用楼梯一级一级走。官方媒体的同行说，都是同行，为何自己人和自己人过不去？同行说，不是和你们过不去，是和享有特权的人过不去。 有规矩当然是好事情，如果大家都遵守的话，可以节省成本，提升效率，只是，如果有人不遵守，并且被纵容的话，那末矛盾就会因此而产生。如果大家都各显神通，想办法不遵守规矩，那这样的规矩还有什麽用呢？ 俗话说，以小见大，大会堂的一条走廊上都有特权的出现，那何况在现实生活里面呢？
-- 关于京剧进校园的争论，不少人提到了政协委员这个提案的质量问题。我想应该这样看提案这个话题，每个委员都有权利和责任提出自己的提案，但是作为政府，不能够把有一个好看的数字，到底有多少提案变成了政策作为出发点，作为尊重民意的基础。 因为首先，委员们的代表性就是一个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的提案的代表性就是值得讨论的。但是既然他们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出现的委员，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尽自己的责任，讲真话，反映自己的，和别人的看法。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听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是否做，需要的还是科学的论证，特别是公共政策，因为这关系到每一个民众的。 委员提议案没有错，他们的提案质量，在现在的情况下，也正在接受公共舆论的监督，至于未来委员的构成，这也是可以大家有期待的事情。但是如果政府部门为了落实而落实，那就是政府部门的失误了。
-- 昨天是法改委和环保总局的联合记者会，也被我们称为最沉闷的一场。其实环保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也有很多议题，只是整个记者会的问答“完美”的滴水不漏，毫无新意，更没有新闻价值。 之所以“完美”，是因为记者的提问流畅，不打任何的疙瘩，回答也非常流畅，因为手上已经有提纲。只是这样的安排，实在是浪费时间和机会。用我的一个同行的评价：“侮辱大家的智慧。”
-- 其实我有两个问题要提，一个是关于环保总局升级。早就知道环保总局要上升为环境保护部，但是我更加关心的是，升级是否意味着权力更大，大到可以和发改委平起平坐？可以让地方政府把他们的话当真？现在的情况时，只要拿到了发改委的立项，尽管说，还需要环评报告，但是地方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都觉得已经拿到了尚方宝剑。不少的水电站项目就是这样，还没有环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征地等前期工作了。 其实关于项目评估国家也有相关法律，比如二亿以上的项目，已经要经过全国听证。但是到目前为止，全国性的听证会只有一次，那就是圆明园项目，而为了准备这个听证会，环保总局负责环评的所有工作人员，三十多人，忙了好几个月。如果真地按照这样的要求进行听证，人手一定不够。 这也就引发一个问题，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很多的污染项目，如果不是因为公众或者NGO，当然还有媒体，即使是环保部门也不知情。只是，NGO目前的处境有点点尴尬，和某个NGO谈，他们的抱怨是，问题解决不了，NGO自己承担后果，问题解决了，环保总局的功劳。
--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是想问发改委的，就是关于山东济宁中华文化城的问题。我很想知道，既然发改委已经立项了，是不是当时没有考虑到会动用如此多的金钱，也没有考虑到环保的问题，如此大的工程，对于当地的环境，节能减排的指标，会有影响？不知道他们又没有听到争议？ 七八年前立项，那个时候，节能减排还没有进入政府工作的程序，大项目大工程还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七八年之后的现在，中国的整体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政府的优先次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在七八年前已经立项的项目，是不是应该进行重新审核？体现一下与时俱进？
-- 当然，很可惜，两个问题都没有机会提问。原本以为自己经历了一次最无聊的记者会，结果今天同事回来八卦，外交部一个半小时的记者会，不少记者坐在哪里睡着了。其实不是记者的不敬业，而是这样的记者会的催眠效果实在是过于强烈，睡魔急CALL,挡也挡不住。 新华博友透露:于幼军未被免职 仍是文化部党组书记新华网有意思的新闻报道方式，建议各门户加以“学习”： 新华网3月13日首页要闻区新闻标题： · 新华博友透露:于幼军未被免职 仍是文化部党组书记 今天，联合早报刊载消息说，于幼军被免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正在接受调查。据向权威部门证实，于幼军未被免职，仍是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如图：
March 12 新闻盛宴后的记者，是花絮也是反思 “两会”是一场新闻盛宴，专业的记者做新闻，不专业的记者凑热闹。本人无机会上阵采访两会，只好看些别人的两会采访评论过过瘾：
闾丘露薇：两会一周拾遗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29090.html 其实在我看来，记者的追访精神当然重要，但是也需要看场合，特别是需要自己到底需要问谁，问怎样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追访变成了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就是看谁的人手多，谁跑得快，谁更能够冲。其实真正有深度的新闻，靠几分钟的堵截要取得，真的很难。
今天大家围堵前外长李肇星，实在没有问题，于是台湾媒体问他，看过色戒没有？还问他，既然写诗，不如找周杰伦作曲，李肇星反应敏捷，对着提问的女记者：“那就由你来唱。” ———————————————— 羅綺萍：無謂的拼搏 再談採訪安全
http://www.finet.hk/mainsite/index.htm 電子傳媒的競爭激烈，他們在重要採訪的鏡頭裏，都要見到自己的「咪牌」，即顯示電視台或電台的徽號。富有創意的香港記者，近年發明了「假咪牌」的做法，即多帶幾個咪牌分給友好，有採訪時便把咪高峰塞過來，記者和攝影師都不在場，採訪後友好的電視台及電台會交換片段及錄音，令觀眾不會發現他們漏掉新聞。
我在兵荒馬亂之際，也曾為電視台拿過「假咪牌」，其中一次是採訪前外交部長李肇星，李部長特別精靈，認得我不是電視台的，問我是否跳槽了？其後他又發現我的咪高峰沒有連上電線，問我這是否「高科技」？令我哭笑不得。
被“堵”的人中有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高强，《华商报》报道，只因会议中途上了个厕所，出来就被众多记者堵在厕所门口要采访，高强感叹：“好几年了，我都在这里被记者围堵。”有同样遭遇的还有致公党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京华时报》记者生动描述了万部长被堵厕所的“盛况”：“万钢在记者的前呼后拥下奔到了厕所，万钢一摆手，门一关，几名女记者知难而退，男记者们也默契地在门口恭候。一两分钟后，有记者不再犹豫，推门而进，万钢正好在洗手池洗手，一声‘万部长’，采访开始。外面的记者们也迅速冲了进来，霎时厕所里人声鼎沸啊，那叫一个热闹。”
上个厕所也不得清净的远不止这两位。经济学家厉以宁有着全国政协常委的职位，也被记者们“密谋”了多次：前脚进了厕所，后脚厕所门口就多了把椅子，那是给厉老先生的“专座”，20多名记者围成一圈，“请君入坐”。政协委员、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更是被20多个记者一路撵出两层楼，一路狂奔一路高呼：“不要问我，这些问题不要问我……”
“堵厕所”的招数屡试不爽，以至于有记者总结采访经验称，“会场厕所是最可靠的伏击点”。有香港记者更是对人民大会堂的厕所赞不绝口：“会场的厕所设计得很好，在厕所门口围个包围圈，基本上没人跑得掉。”
…… 按理说，两会的“主角”不该是政府官员，而应是代表纳税人监督、质询政府官员的代表委员，谁的意见、建议最尖锐、最深刻，谁能成为“两会明星”。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由于日常难得让官员们表态，很多官员成了绝对的“焦点”，本该透明披露的公共决策、本该回应的公共质疑，常常集中到两会上集中“轰炸”。如何才能让我们的官员从容地面对媒体，不至于因为习惯性地回避，人为地制造出“信息短缺”，也是每一个官员向现代意识转型不可缺少的一步。
March 02 “李开复来了” 你不得不佩服李开复的号召力，看到讲座现场水泄不通的场景，也许有一些成熟的资深人士会感到不屑，但谁没有年轻过，相比某些IT精英一开讲就搬出自己是如何发财的故事，这样的有关价值观与成长的讨论总还是有意义许多？年轻人，需要有憧憬、激动、热爱等等这些词充满于生活中。正是因为如今有太多年轻人都在拼命在装老成圆滑，太多的曾经年轻过的人未能给予下一代一个有动力的价值观的时候，李开复对年轻人是重要且十分有意义的。
师弟师妹们给他做了个简短小访问，其中有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摘录了下来：
师大在线：您刚才演讲时提到了Google的总裁和比尔.盖茨。Google的总裁是中途退学，而比尔.盖茨也是本科肄业，您是计算机博士。他们一个是您现在的老板，一个是您以前的老板，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我觉得看问题不能片面，不能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你做统计的话你会发现，更多的情况是，本科生的老板是硕士或者博士。硕士生的老板是博士。通常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其实，更为重要的不是看你的学历，而是看你有没有一个好的规划和能力。
专访全文：
February 24 老屋 这是一组在春节去乡下拜年时用手机拍的照片，关于爷爷留下的那个老屋，两位老人在去年双双离开。
老屋的衰败已经有些年头了，听老爸说，爷爷的上几代是个很有钱，盖了这个大宅，然后和很多故事里的一样，有败家的公子哥，有战乱的家破人亡，还有文革的清洗，窗户上精致的木雕和牌匾已经被当作封建残余凿去。
现在的人们，已经不知道这大宅还有些什么样的故事，我也不知道。听老爸转述爷爷的话说，爷爷还是相信，家里要有读书人，才有前途。
没有了大户人家，在农村自然也没有人费心地去盖那些工艺考究的古式大宅。现在村里的年轻人们，已经热衷于用打工赚来的钱盖起那种四四方方的小平房。他们期待的是住进钢筋水泥大楼，过上新生活。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与过去的许多东西坚决说再见，我只是遗憾，有些东西应该被保留，不仅仅是老宅，还有那种愿意精心雕琢一个窗户的生活姿态。
特意用PS调成了LOMO的效果，初次尝试，被一个搞LOMO的朋友鄙视。其实那些东西本不需要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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