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的那个反垄断法对电信业影响的稿子，自己都觉得不满意，一是时间原因，也是因为采访不够充分的原因，这样的选题应该有长久的准备才对。越是这么大的题目，越是要从一个个的小点去切入，不幸的是我没有找到足够好的“小点”，只是把一些专家的观点罗列，整篇文章自己都感觉是在隔靴搔痒。

    收获最大的，无非是对香港电讯管理局专家的采访。当时自己根本没把握能否联系上那边的人，只是从该局的官方网站上，找到了一个媒体查询的联系方式，舍不得长途电话费，就写了个电子邮件过去。当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让我高兴的是对方很快就有了回复，说我的问题回答需要一些时间，问我急不急，我回复说我期待今天可以出稿，如果他们觉得时间不够，可以选择方便回答的先回答，电管局的公关官员回复说，七点钟之前给我回复。果然，在晚上七点钟的样子，我收到了电管局专家的答复，提出的所有问题全都做了回答。

   七点钟，大陆的官员们应该早就去下班放松去了吧，即时他们上班一点都不累。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采访，但我还是忍不住想感叹一番香港政府的工作效率与其对待媒体的认真态度。恰好看到闾丘露薇关于港府对待媒体的一小段议论，也算是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

   “新闻官员和记者一样辛苦：要乘坐民航追随领导人的专机；要等代表团做出最后安排之后，再和记者开会确定每场采访人员名单；要确保记者准时进场，记错时间会被投诉；不同媒体记者出于竞争而争吵时，还需要扮演仲裁角色……不少内地官员和同行感叹，这些香港新闻官员毫无“官威”，倒像记者的手下。但香港新闻官员明白，自己作为公务员就该为纳税人服务。”

    反垄断在各种利益的下，最终成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调和产物。人大的官员在发布会上说，对于一部法律来说，执行力是生命。或许是为了让这部法律能够执行，所以才“调和了各方的观点”，确切的说是调和了那些现有垄断集团的观点。一部对现状予以描述和承认的法律，当然可以获得良好的执行效果，因为其根本不需要被执行。只是这样的话，我们立法的目的又是什么？

    中国国情这四个字再一次摆在了路中间。特殊国情其实是一个伪提法，哪个人没有自己的秘密，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国情，从国情出发制定发展路线，这是每个国家都需要做的，是一个不需要被讨论的公理。如果这个公理还在被讨论或者是被强调，那只能说明有人需要“利用这个公理证明点什么”，来已知求证自己利益集团的心安理得。

    电管局专家的回答很精彩，把这段没有写进报道的话留到我的博客里：

    一个国家是否在一些策略性的产业上允许“行政垄断”，属于高层次的政策取舍，所以理应是凌驾反垄断法的。反过来看，假如政府不愿意看到“行政垄断”的话，大可以直接消除它（即开放该产业的市场），又何须间接地透过反垄断法去限制它呢？左手扶持，右手打压，不是多此一举吗？

    闾丘露薇的文章也精彩，还是全文都录下来把：

   【记者见地】新闻官员就是为记者服务的

　　作者:闾丘露薇（凤凰卫视记者）

　　香港政府每个局处都有自己的新闻官员。记者不仅在记者会上与之打交道，平时采访也要先通过他们。时效性强的采访，官员们一般当天即给予答复；对专访、专题性质等缺乏时效性的采访，回复虽不算太快，但总会有个结果。
 
    总体感觉他们会尽量站在记者角度，为记者解决问题。毕竟，在媒体上露面，也是政府向公众解释政策、塑造形象的机会。

　　特区政府新闻处有一套电子新闻发布系统，每天及时向各新闻机构公布政府数据、声明以及次日的新闻安排。重大政策出台之际，新闻处会安排媒体和有关官员进行座谈。这些座谈是off record，也就是说可以报道，但只能冠以“有消息说”。政府有时也会挑选媒体“放风”，一方面让社会提前消化一些有争议的政策，另一方面也诱使被挑选的媒体主动和政府合作，以获得更多独家机会。香港是崇尚新闻自由之地，政府不可能对其不满意的报道提出批评，否则会越闹越大，越闹越负面。这也是采取“怀柔”策略的原因。

　　新闻官员和记者一样辛苦：要乘坐民航追随领导人的专机；要等代表团做出最后安排之后，再和记者开会确定每场采访人员名单；要确保记者准时进场，记错时间会被投诉；不同媒体记者出于竞争而争吵时，还需要扮演仲裁角色……不少内地官员和同行感叹，这些香港新闻官员毫无“官威”，倒像记者的手下。但香港新闻官员明白，自己作为公务员就该为纳税人服务。 

那些年轻人都哪里去了？

    周日睡了个懒觉起床，见一好朋友在线，便闲聊了起来，我跟他总是争论不休，有时候还会谈点诸如理想主义，保守派与激进派之类的话题，然而聊着聊着，我们都自发的觉得不好意思，似乎有个声音在告诉我们，拜托，不要这么矫情了，还聊这种话题，不要像个涉世未深的小青年了。

    的确，这种话题太不合时宜了，在一个我们都开始力图表现得圆滑世故的大环境下，年轻人们似乎要迫不及待地告诉那些老一辈的人们，我们也能在饭局上和他们应付自如，我们也知道那些潜规则，然后我们又以一种居高临下和自以为是的语气看着那些比我们小不了几岁的男生女生说：“哎，他们还年轻。”

    Come on,我们才毕业多久，我们才离开那个可以高谈阔论的课堂多久，我们自己都是年轻人，不是吗？我们学会了如果忍让，如何不再大声反驳别人的观点，我们学会了在各种利益纠葛中找到平衡点，我们学会了take it easy,我不否认这些都是必须的良好品质，但我们在为我们的逐渐理性而骄傲的时候，似乎忘了我们应该还正年轻。

    年轻人，就应该锋芒毕露一点，就应该一往无前一点，就应该有那么一点冲动，有那么一点固执。如果一个社会的年轻人，已经只会顺从和接受，已经学会“云淡风轻宠辱不惊”，已经有千万年轻人把安逸的社会主义公务员作为最理想的职业，这样的社会，不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

    是什么使我们的年轻人变成这样了？ 

 这几天FT中文网对于那份大学生理想雇主的排名乐此不疲念叨个不停，今天更是借CCTV当选文科学生最想雇主大谈《中国大学文科生为何想当记者？》，公务员好歹装装样子还有个考试，CCTV这个机构每年的应届生招聘充满了神秘和不可知，不知道这样的机构如何登上排行榜头牌，这个理想雇主也就是用来想想的。

    今天看到崔永元又放话了，说的痛快：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上周六去五道口附近一个小地方听英语课，正好是讲新概念英语四的那篇Youth,一群人在课堂上叽里呱啦的讨论，结结巴巴的造句，好玩。本硕都是英语专业的那位老师博士竟然也考过清华的新传院，呵呵，中国大学文科生为何想当记者？

 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过时了？尤其是被标黑的那句话。

Lesson 5 Youth

 People are always talking about' the problem of youth '. If there is one--which
I take leave to doubt--then it is older people who create it, not the young themselves.
Let us get down to fundamentals and agree that the young are after all
human beings--people just like their elders. There is only one difference between
an old man and a young one: the young man has a glorious future before
him and the old one has a splendid future behind him: and maybe that is where
the rub is.

When I was a teenager, I felt that I was just young and uncertain--that I was
a new boy in a huge school, and I would have been very pleased to be regarded
as something so interesting as a problem. For one thing, being a problem gives
you a certain identity, and that is one of the things the young are busily engaged
in seeking.

I find young people exciting. They have an air of freedom, and they have not a
dreary commitment to mean ambitions or love of comfort. They are not anxious
social climbers, and they have no devotion to material things. All this seems to
me to link them with life, and the origins of things. It's as if they were in some
sense cosmic beings in violent and lovely contrast with us suburban creatures.
All that is in my mind when I meet a young person. He may be conceited, illmannered,
presumptuous of fatuous, but I do not turn for protection to dreary
clichés about respect for elders--as if mere age were a reason for respect. I
accept that we are equals, and I will argue with him, as an equal, if I think he
is wrong. 

实际上，虽然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从本质上讲，联想、海尔、华为的企业文化和TCL并没有多少区别：都强调纪律性，整齐划一——这既是制造业企业的要求，也是中国企业里威权主义文化的显性基因。

　　在姜汝祥看来，这也是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李东生等第一代中国企业家的“通病”。“他们都是市场政治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些生于五十年代的企业家对于组织的一切知识，都只能是从军队、从党组织中吸收的营养。”

——王晓玲：李东生的舍与得，《商务周刊》

但现在，我越来越不愿意加入这样的讨论。我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结论、可顶替所有责任的批评对象，或许也因为内心深处越来越强烈的矛盾感。我相信，如果和訾北佳、郑筱萸深入谈一次话，你对他们的行为的理解也会和之前大不一样。

知识分子喜欢使用很多名词，“后共产主义”、“道德崩溃”、“社会资本”，我们经常将复杂问题一股脑的塞进一个概念中，然后心满意足的认定自己找到解决方案。但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

个人的行为总是与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你分不清是谁改变了谁。我从前经常将问题归咎于体制，那些制度毁坏了个人品质。但是，谁又不是这些制度的一部分，当你既然心安理得生活在制度中，又像旁观者一样进行不留情面的批评时，你的批评显得不无虚伪；况且，那些被你同情、被体制所伤害的个人，他们就真的那么无辜吗，当他们获取对应的权力时，会有更好的表现吗？或者是，当你一心想为他们的生活状态感到同情时，他们其实在其中自得其乐，他们似乎总能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

生活在北京经常像是生活在一座孤岛之上，信息、金钱、人群与机会都向这里涌来，我经常怀疑我太被那些符号所迷惑，用了那么多“不安全”、“焦虑”、“迷惘”这些词汇，而对中国的真实脉搏一无所知。

——许知远：不安全的年代,FT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