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最近的新闻似乎很多，当然，最引人瞩目的，或者说最让北京人瞩目的，还是那个地铁自动售检票系统的启用——北京地铁里开始在告诉北京的人们如何自己买票，自己检票进站，如何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在关于这些事情新闻后面所跟的评论，以来自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讽刺声居多，人家都用了好多年了，北京地铁现在才启用自动售检票系统，还要为此上《新闻联播》（这是据“网友说”，现在很流行“网友意见”）。

 

    面对冷嘲热讽，也有北京人回击，那是因为北京地铁建的早。北京的地铁历史悠久显然是个最好的理由。北京的地铁的确历史悠久，改造难度大，所以只有奥运会这样的巨大政治任务才能推动这个老旧的地铁系统的改造。我是不是可以顺便推测，奥运会这个最大的政治对市政官员们的督促作用显然大过“普通群众”的需要。

 

    还有一个北京网友绝妙的回击说：“皇上用东西前都要太监试用下。”很妙很强大，很有自慰效果。悠久的历史与浓厚的皇权根基，的确是让这种城市相对与南方缺乏新锐的原因，虽然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也是北京有时候的魅力所在。

 

     北京的地铁是中国最没有商业气息的地铁线路之一，广告位很多是空的， 手机信号进不去那两条老线路，地铁商铺更是基本见不到，北京地铁似乎也是服务意识最弱的地铁线路之一，车站广播永远只会大声叫喊着要你排队，要你注意素质，不会热心的告诉你有哪些出口，通往哪里。

 

    在遥遥相望的南京，报站名的声音之前都被加上广告语。让南京地铁自豪的是他能够不依赖政府补贴而盈利，让北京地铁自豪的，则是依靠巨大财政补贴所获得的全程两元的低票价。这两元的最低票价显然让人我这样的普通人欲罢不能，虽然你知道那些补贴地铁机构的钱同样来自纳税人，而且很可能因此就供养着一个低效率的公共交通系统。

 

    的确，我对这眼前的好处很恋恋不舍，我自己也会怀疑一下，改造一下这旧系统将是否真有的比这两元低票价更多的好处。而且，对于我这种喜欢鸡蛋里挑骨头的人来说，有人会以改造向另一个极端后的种种负面例子来教育你。

     我以前其实是很不喜欢那个一脸清高和对事情不屑一顾的韩寒的，但他最近博客上的几篇文章让我开始佩服他，我不喜欢莎朗，但我这次我支持韩寒，他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是，他有理性的思考，他有精妙的文字，这是那些满口脏话暴跳如雷的所谓“爱国”人士所难以企及的，如果你们不服，请说出你们观点，那怕是有那么一点点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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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篇文章后，开始想念武汉。“人们过于强调一个城市人的性格，而忽略了生活对他们的挤压”，这是这篇文章比新周刊著名的关于武汉的评论高明的地方。）

文/陆南

我不自觉地仍然往汉口的老城区去，吴刚说，这里只代表中年人的武汉，他建议我去武昌，看看那里的中国光谷、鲁巷广场，坐在新开的星巴克里打量过往的人群，或许他们代表了武汉的新一代，但我仍然愿意讨论小市民的话题，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长期的误解，人们过于强调一个城市人的性格，而忽略了生活对他们的挤压。

武汉并不是一座能让人迅速适应的城市。这里有着全中国最疯狂的公共汽车。第一次到武汉，乘坐公共汽车从武昌火车站到东湖。车票是少见的1.2元，且自动投币，让人在寻找零钱中战战兢兢地上了车。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幕：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吃着热干面，还能把速度飙到全车乘客紧紧抓住扶手。到了东湖，车子没有停下来，而是慢慢地滑行，後门一开，未等我下车，司机就再次启动车子，在我的呼喊下，一阵骂声後，让我下了车。

在武汉的朋友後来专门向我解释，这里的公共汽车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1.2元的非空调车，一种是两元的空调车，武汉人一般看车型决定付款方式，上1.2元的，由于刷卡是同样的价格，就使用现金，鉴于找零麻烦，投一元钱也没有人管；上2元的空调车，则刷卡优惠，可以省两毛。

这种精于算计，确实少见。因此，武汉人被全国人民无情地斥为“小市民”。许多人到过一次武汉後，就自信地下了断语：“武汉是全国最大的县城，和天津可以并列”。

赵克来自福建，已经在这个县城连读书带生活，呆了8年，住在武昌的水果湖，在一家IT公司写程序，每个月2000多的工资，像武汉人一样过早（吃早饭），坐武汉的麻木（武汉早在2003年禁止麻木，现在只是作为地下状态存在），武汉的杂乱无章对他来说，是可以触摸的。

看到我时，他下意识地说，“没办法，武汉就是这麽小市民。”似乎一说到武汉，一定要露出鄙夷的神情，连很多热情的本地人，都会因为这种被强加的长期意识，不自觉地对这个标签表达一番，但事实上他们令人惊奇地热爱这个城市，“因为到处都是小吃，到处都是生活。”

赵克显出了他对武汉的熟悉，他半生不熟地引用作家池莉的描述，认为池莉对花楼街的描述也是对武汉的描述。“武汉人谁都知道汉口有条花楼街。从前它曾粉香脂浓，莺歌燕舞，是汉口繁华的标志。如今朱栏已旧，红颜已老，那瓦房之间深深的小巷里到处生长着青苔。无论春夏秋冬，晴天雨天，花楼街始终弥漫着一种破落气氛，流露出一种不知羞耻的风骚劲儿”。

吴启迪从小就在花楼街附近的民生路长大。1998年，他17岁，马上就要高考了。他的父亲是武钢的工人，母亲则在一家国营运输企业工作。“父亲5月下岗的，母亲是在6月，那时候我去母亲的单位找她，看见到处都挂着横幅：‘给全体职工一个说法’等等。”

“感觉生活一下子不行了。後来父亲出去给人做小工，母亲摆了一段时间地摊。”这条街上，吴启迪的玩伴大都也是国营单位的孩子，1998年後，每家基本上都有失业的人，父亲每天回家都会讲一些令人难过的事情，“谁谁在汉口站附近用麻木拉客被罚款了，谁谁摆地摊东西被城管扔了一地”，之後就是长时间的沉默，一个人喝酒。

1998年的武汉，刚刚经历了7年的黄金时期，经济年均增长16%，号称中国的芝加哥。那一年，一场抗洪救灾过後，全国性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启动，这座老工业基地迅速陷入了“中部坍塌”的迷茫。大批职工下岗，省市属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倒闭的不计其数。

吴启迪後来上了武汉大学，他是家里的希望，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可怜的200元，每次回家，他都不适应家里的昏暗，父母舍不得开灯，将家庭的整个活动都移到门前的街道上，在街上洗菜、切菜、洗衣服、晾衣服。

“生活都顾不过来，还有什麽文明可讲。”对于这些为生活奔波的人，居高临下的“小市民”评价只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你没有见过工人的劳动吧。有一次我去武钢焦化厂办事，去车间看了，工人们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在二氧化硫的笼罩下干活，那时候武汉已经需要穿短袖了，我突然想，我的妈啊，原来这就是工人。”赵克在一旁说道。

武汉曾经是一个自豪的城市，老工业基地的工人们，散居在城市每个不起眼的房子里，他们早起上班，然後下班，打麻将，下岗前他们的生活是清贫，下岗後他们的生活则只能用艰难来形容。对于他们来说，文明、卫生，很多时候显得奢侈不堪。

在奥运火炬来临前，汉口江汉路附近的街道上，居委会大妈提着录音机和扩音器，广播里不停提醒市民，要求大家讲文明树新风，为武汉市迎接奥运火炬做贡献。但是已经被拆掉一半的花楼街依然故我，人们把大大小小的东西晒在整条路上。在一处废墟边上，一位大爷瞪着我说，我们家就9平米，东西不让晒在外面晒哪。

对于这个城市挣扎的底层人民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过过体面的生活，却被要求遵守体面的规则；他们从社会获得的回报很少，却被要求对社会尽他们的义务。在中国，基本上每个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都是小市民的。武汉之所以出名，在于他本来就是一个明星城市，有着光荣的传统，是中部的中心。

武汉人脾气火爆，在黄陂街的路口，一个穿着拖鞋的男子一边走一边在手机里大声漫骂：“个婊子养的。”吴启迪说，他从小在武汉街头粗俗的争吵中长大，他的理解是，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集体劳动中的艰辛，需要在生活中获得释放。他的母亲至今坐公共汽车都只坐非空调车，而且每次都是投一元钱，“省两毛钱对她来说很重要。”

令我吃惊的是，武汉的下岗工人们仍然对这个城市充满了热爱，保持着工人阶级的自豪感。我和A完全不相识，甚至当我坐在他的车上时，都一直没有与其对话。他只是载我到目的地，我只是一名乘客。可是当汽车拐弯马上要上长江二桥的时候，他突然指着一片废墟对我说：“这里是武汉手表厂，现在没了。”A回忆起他的厂子，露出了微笑，“当年我们从瑞士引进的生产线，在全国那是数得上的。”他是武汉众多下岗职工中的一个。他先是骑麻木，後来开出租，“状况比以前好了一些。我老婆也下岗了，现在在超市收银，生活还可以吧。”

和A一样，B看起来同样是个好人。他在我们讨论北京时，突然问我，你去过毛主席纪念堂吗？当获得“没有”的答案後，他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对毛主席没有感情。”语气里带着一种失望。他自言自语地回顾工人阶级的光荣年代，“文革的时候，工人阶级是可以统治学校的，那时候的人心态好。现在武昌大学里面的老师，比我们有钱。”

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人，看我有点不以为然，沉默了，一会，他指着远处黑暗中的黄鹤楼，说：“今天不是周末，所以黄鹤楼不亮灯，要节约能源。”

在武汉的夜色里，一个又一个武字头企业的门面，夹杂在市区繁华的建筑里。武汉人热心地为我解说这些曾无比辉煌的企业。制造潜艇的武汉造船厂、武汉锅炉厂、武汉重型机械厂、汉阳钢厂……

武汉中国光谷

我不自觉地仍然往汉口的老城区去，吴刚说，这里只代表中年人的武汉，他建议我去武昌，看看那里的中国光谷、鲁巷广场，坐在新开的星巴克里打量过往的人群，或许他们代表了武汉的新一代，但我仍然愿意讨论小市民的话题，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长期的误解，人们过于强调一个城市人的性格，而忽略了生活对他们的挤压。

年轻一代人坐上了出租车，他们流连于汉口的酒吧，用李进的话来说：“就是比以前时尚了一些。”甚至连A这样的老武汉人都对我说：“武汉还不错吧？小市民是外地人对武汉的误解，武汉素质不高的人都是湖北其他地方的人。”

这个城市迎来了众多省内其他地市的寻梦者，他们在艰难中奋斗的身影，一如当年的产业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社保，没有房子，但至少还有梦。虽然，他们已经成了新一代的“小市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