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李毅中的说法，“目前相关职责还没有完全到位，包括基本制度、详细职责、信息网络、行政许可、基金资金等。”诚然，机构改革大半年有余，关于“工业和信息化部”这个巨型部委的种种讨论并未停止。李毅中的话，道出了工信部的焦虑与期待，在中国的行政权力架构下，分工永远比合作容易。但政府机构改革的要义，在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率。大部委的背后，应是政府权力的归位而非扩张，这其中涉及到的整合监管与监管背后的利益，就需要像李毅中所说的“迎难而上”的勇气与魄力了。

    面对这种种的不到位，李毅中说要“有为才能有位”。李毅中期待“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考验中，通过努力取得良好的工作业绩，使我部‘三定’规定落实到位”。但如何“有为”，在哪些地方“有为”，就成为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

    就通信来说，TD显然是工信部“有为才能有位”思路下的首要一张牌，预计达到2800亿的3G投资如何有效投放，政府资源配置的低效问题如何解决，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依旧会存在，虽然我们都知道答案是什么，但在巨额的投资和复杂的利益关系面前，我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对这个答案视而不见。

    TD已经紧紧与“自主创新”捆绑在了一起。目前自主创新体制的种种弊端无需赘述。而对于TD，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其能否成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既然是市场决定，那么，解决问题的最终思路，依然还是在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而不是对政府的投资和“有形之手”期待无穷。若政府之力如此强大，我们也就不会如此这般为经济危机而焦虑。

    况且，很多产业面临的瓶颈性问题，显然不是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但不妨把经济危机作为解决这些“瓶颈问题”的一个契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财经》年会上曾指出，“现在在主要的经济体中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服务业是最落后的？因为我们长期对服务业实行管制，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媒体、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娱乐等等，都有严格的管制。严格管制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服务业长期落后。”

     很多人和许小年一样，期待政府可以将“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视为在当下经济形势下寻求转机的关键所在。他认为“政府需要的，政策上的对策就是要放松和解除对服务业的管制，要让资源自由地流动。”“从制造业中游离出来的资金和劳动力要找出路，到哪里去？去服务业。” 我们常说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互联网的一段时间涌现出来的活力，某种程度正得益“监管的滞后”，使得资本，人才与创造力得以竞相喷发，也创造了无数就业岗位。

   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给出明年通信业的发展预期是“2009年，业务总量争取增长15%左右，业务收入增长6%左右”，定出这样的量化指标并非难事，难的是那些无法用量化指标来衡量的目标。在每个国家，电信产业都具有其特殊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电信业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不需要厘清，我们既不讳言特殊性，更不应该讳言如何防止特殊成为特权甚至“特利”。违背常识的泡沫性繁荣，一定会破裂得惨烈，我们所要做的，其实只需回归市场的常识。